说起妈妈，能想到的多半都是和钱有关的形容词。她小气，买什么都说贵，买什么都要让别人便宜一点；她甚至有点野蛮，吃了点亏就会和当面和别人理论到底；她常说算钱是她最大的爱好，所以她有时会把钱包里面的钱，拿出来整理成一叠，然后又认真又兴奋的点起来。
我是她的唯一的儿子。唯一，很容易让人想到小心翼翼，联想到精心呵护。不过小时候，我是只要弄丢什么东西，或者吵着买东西，就会被她拿衣架出来打。
对于那么穷的家，当时的那些挨打，现在自己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了。只是唯有一次夏天中午，我从屋后捡了一盘掉下的龙眼给她，却被她拖到邻居家，当面被她打断了3个衣架。
我一直觉得，那可能是她对我的一种教养吧。而当我真正拿起相机，开始认真去记录她，重新认识这一个一生都在和钱做较量的妈妈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的那个答案并不完整。
她7岁开始卖油条，村里人都夸她口条好，脑袋也好，所以阿公在她四年级就让她辍学去村里宫庙边摆炮摊赚钱去了。20岁，她和在村口的做修理的爸爸谈了4年的恋爱之后，终于结了婚。
从17岁开始和爸爸交往开始，她就一直都没有得到多少的认可，是爸爸坚持了下来。她知道，她是那个新的大家庭眼里，一个“聪明厉害”的媳妇，她也知道“厉害”这个词在闽南那种微妙的家族关系里，其实更多意味着是一种隐约的挑衅。
所以，以这样的角色融入一个新的家庭就更加困难了，一年多后的一天晚上，她问我爸说：我们可不可以搬出去自己住？
她知道的，这个“出去”意味着什么：什么钱都没有，一切要头开始；更意味着在那个家中，她再也难以改变她本来就不喜欢的“厉害”的形象了。
半个月后，她用一个布帮刚满月的我绑在背上，一家三口搬出去村口住了。
那个木房子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，只是每次她拿起那张唯一的老照片，听她说起那一个个被雨滴醒的夜晚，我隐约都能感觉到潜藏她心里，试图想要证明什么的那种坚决。
她说，那是她和爸爸一辈子最辛苦的一段。爸爸就做电焊，她用让爸爸打的铁皮屋，开起了杂货铺。
她常说，一双手不够，两个人一起，肯做总是会出头天的。几年后，那座石板房，那个老家，东借西借，加上2个人赚的钱，拼拼凑凑算是建了起来。诡异的长条形状，切成3个店面，最旁边连着一个不到3平方的小屋，里面还用一块破木板隔开，一半做厨房，一半做厕所。
那个老家我生活了整整10年，当然也包括那个捡龙眼被打的夏天。那个中午从邻居家回来，她还是像以前一样，一边哭一边拿着虎油一条一条的抹在我身上伤痕上，说：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不是偷的，我只是希望你有志气一点，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出来，就只能捡别人家掉下的龙眼吃。那次，我是见过她哭得最难过的一次。
虽然穷，不过我的童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酸的味道。每一年的儿童节，她都会到镇上给我买将近100元的新衣服，然后在忙，也要带我搭车到厦门码头，做1个多小时轮渡船，到对岸的麦当劳吃完9元的儿童套餐，做过一次3元的碰碰车，再一起做1个多小时的船回家。
几年后，爸爸的厂子也越开越大，妈妈买卖和炒股的的钱，开起了超市，我们终于离开了老家，搬进了他们自己建的当时村里最好的小洋楼。老家在几年后也随着开发，连同我那些年少的记忆被连根铲走。
这个月，每次看起她拿起那三柱香，乞求丈夫事业顺遂，儿女健康平安，有时候想听听她对于自己有什么愿望的时候，她就把香插到了香炉上，完成了她一辈子最大的祈求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我年少那些难以理解的挨打，那一个个3点起床的凌晨，那一年一次的9块钱的儿童套餐，那个她亲手养育的这个儿子，是不是在某个程度上，也算做维护这个家庭的尊严，隐忍而倔强的爱呢？
如今的她，已经没有了在老家时候那种盛气凌人，成了那个在我高考后哭着跟我求我不要去北京，养我一辈子的人，成了那个要我在大学毕业回家工作，担心有一天睡觉就醒不来，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我，又胆小又温柔的妈妈。
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她在宣告她老了呢？
在外面有时候和朋友聊自己的老妈，我常常拿那一个肥胖，好钱如命又恋子的妈妈逗大家开心。而那个站在摇摇缓缓的渡船上，牵着我的小手渡船去吃汉堡的的20几岁女人，我把她留给了码头上咸咸的海风。
